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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黄万里先生

发布人:吕冬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04日    阅读次数:1960

来源:《校史资料选辑》  作者:王三一

黄万里 教授的女儿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还讲真话。”

黄先生去世快一年了,我们这些曾受业于他的学生,深深怀念他,敬仰他。  

黄先生是钦定的大右派,是个对黄河、长江治理有独到见解并屡与决策者相左的人。黄先生也是个贬褒不一的人,有些人讨厌他,说他有“反骨”,不切实际,不识时务;也有许多人喜欢他,敬佩他的为人,不违心、不唯上,只认真理的傲骨,赞赏他学术上精辟、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富有创造性精神。是非曲直,历史自会有公断,但不论如何,黄先生—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一世纪一代知识分子伴随着国运经历的坎坷。

我们解放初在唐山工学院受业 于黄 先生,也是 黄 先生的母校,这所学校前身是清末时的路矿学堂,教师多半是留洋的,但学校里也有浓重的中国文化传统,如重视学生品德,尊师重道等,学校像一个大家庭,几百个学生,几十个老师,亲密无间。当时年逾古稀的留美罗忠忱 教授就被尊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50年代初,得知要来一位新教授,留美博士,水利专家: 黄万里 先生。当时国内大力宣传苏联水利建设成就,尤其是水利水电的一些伟大工程,而新中国也要开始治理江河,这对土木系水利组的学生们尤为兴奋。初见黄 先生时,他西装革履,留着日本式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十分悠闲潇洒,对爱穿长衫不苟言笑的 罗 先生却十分恭敬(40多年后,黄 先生寄阅他于199212月写的“先师罗公建侯忠忱20年祭”方深知 黄 先生对老师尊敬和对母校的深情),给人一种既洋派又传统的特殊感觉,(以 后和黄 先生接触多了,才知当时感觉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实际在他的一生中,中西文化融合远为深刻,他学贯中西,重视科学民主,特别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对贫弱祖国和苦难深重的人民有深厚感情,尤其是为人堂堂正正、刚正不阿)学生们对此都十分好奇,当然最吸引人的是他的讲课,非常有魅力,态度从容,谈吐幽默,思路开阔,立论新颖,而又能深入浅出,让听课者概念清晰,谆谆善导,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

当时大力推行教学要向苏联学习,但他似乎不太理会这些,我行我素,并不去热衷引进苏联教材和强调专业化设置课程而是强调要培养一名优秀的工程师,知识要宽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未想,后来渐渐知道这也是他为自己设计的学习目标,也是他深有体会、深受其益所走过的学习道路,所以当年他坚持学生沿此道路走下去,不人云亦云,赶一时潮流。1951年暑假他带领我们去淮河见习,旅途十分艰苦,爬山涉水,有时夜宿农家,席地而睡,我们再见不到洋博士 和大 教授的模样了,他头顶草帽,背心短裤,顶着烈日登山,挥汗如雨,如今我还记得他那肥胖的身躯,沿着曲折小路,一步一步缓慢不停地往上攀登,一边还和我们谈笑风生说“你们知道吗,我登不累的决窍,就是慢慢走。这样与快步走到山顶做的功是一样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劲多了,率的概念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是错误的,不是来多少水量的概念,而是指单位时间的来水量,所以应叫流率。一场洪水总量是多少,当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紧,洪峰来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挡不住就成大灾了”。此后我们多次感受到黄 先生常寓教于日常生活中,轻松又极为严谨地重视正名和逻辑。实习时,有时遇溪流时,大家就赤脚过河, 黄 先生也毫不在乎, 后来黄 先生告诉我们,留洋回国后,当时有请他去当教授的,当官的,但他的第一选择是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和测工们一起去查勘四川的岷江涪江等诸河,不但和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常常怀念他们,特别是因工坠河牺牲的工人,并且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对川江特点的感性认识。近半个世纪后,他反对修建三峡工程,其中主要一条理由是库尾将为卵石堆积,淤塞重庆港,回水抬高淹没江津、合川并还将逐渐上移殃及其上的坝田、城镇。目前三峡有关泥沙计算,不论是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他认为都是严重失真的,因为没有反映这条河流演变的特点和那些源源不断随水流在河底滚动而来的卵石(现时无法测得此资料)。这些都是他当年在查勘中亲眼所见,每当冬日,河水一清见底,沿河床滚动下移的卵石清晰可见,更何况洪水期,当时他就深究这些现象,深究长江河谷、地貌、地层演变历史,从而谙知长江特性,今日方能提出不雷同于一般的三峡工程不能建的立论。

黄先生经常启发他的学生重视观察自然现象,从而解读大自然这本最丰富多彩的教科书。在见习中,几乎处处有教材,处处都是书,并且比实习大纲规定的内容有趣得多,生动得多。记得在淮河上,看见船工张帆行船时,黄 先生就出了一道船行八面风的题,让我们用力学观点分析风力、水力、帆、舵的相互作用;在淮河润河集看见了巨大的钢闸门, 黄 先生说:“这门要挡很大水压力,结构很强,压不垮,但是如不注意水流对闸门可能产生的振动,也会溃于一时”,当时他打了一个比喻说“你们都看过水浒,知道花和尚鲁智深拔垂杨柳的故事”,边说还边做了个拔树姿势,“其实花和尚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拔不起一颗大树,而是他找了一个窍门,反复摇动这棵大树,有节奏震它,松动了方能一股足气拔起大树”;当到梅山水库时,设计人员正在设计大坝,黄 先生就即兴谈到坝型,他利用魁梧肥胖体态,把一只脚往后一撑说“这就是重力坝,因为我重,你们推不倒我,稳是稳了,但并不算聪明,拱坝就巧妙了,利用拱结构向两岸传递水压力”,他说着把脚一收,然后双手向左右方向一撑,“这样撑着两边,即使是一个瘦小个子也未必能推倒他,材料可就省多了”;在淮河及支流中,我们看见了峡谷中湍急的河水,也看到开阔处弯曲河道,两岸的平原、台地、自然堤和人工堤,黄 先生要我们注意这些自然现象,启发我们思索,在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它们是遵循什么规律形成的;当看见两岸的平原时, 黄 先生兴奋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劳,大江大河下游都有冲积平原,是河流把上游的泥沙带到下游淤积成的,两岸还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两岸,大水漫顶分流淤积两岸,这也可以看出黄 先生后来根据地貌长期演变的研究,提出治理黄河必需在黄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黄、淮、海平原的对策,是早有所思的。在以后教学中,他常海阔天空谈论天文、气象、地质、地貌、数学、力学来解读这些现象,阐其要义,浅而易懂,启而有止,留下空间给学生们去想象,因而学生特别觉得有兴趣,终身都深记 先生的启蒙之恩。以后读到 黄 先生治江和有关水资源许多不同凡响的专论,才深刻体会到由于他的博学、善思和深厚的功底方能建立他独特的治水理论,自成一派。

1953年我从清华水利系毕业后曾一度在北京参加江西上犹江水电站设计的水文分析工作,当时缺乏水文资料,流量系列都很短,相对较长的是雨量资料,如何用暴雨推求洪水,我多次求教黄先生,得益非浅,使我较顺利完成此项任务。早在19351937年先生留美时写硕士和博士论文就提出了有创意的“暴雨洪水统计分析”和“瞬时流率时程学说”的理论,他讲授这部分内容时十分精彩,至今难忘,他从正名开始,指出惯称流率为流量是错误的,流率深含时间这一重要因素,进而阐述流率是如何形成的,仍是集水区内不同时间不同大小的降雨,远远近近,先先后后通过地表、地下不同途径,快快慢慢的正好此时同时汇集流经河流的某一断面,有如戏院的散场,某一时刻同时经过大门出来人群数量,他们有前排的,也有后排的,先后起身,快慢不一,但都在某一时刻同时经门而出去了。他用生动比喻说明集流形成洪峰的原理,然后又进一步说明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一场大雨降落的强度在集流区内时空分布是变化着的,雨滴落地以后,它们的行程和速度也十分复杂,受地质、植被、地形(集雨区大小、形状、坡度、河谷形态)诸多变化因素影响。至于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最大洪水就更复杂了,需要工程师具备多方面的学识和经验,如天文、气象、数学概率论、工程安全风险和工程经济诸多学科,听了他的讲课,能使学生全面去认识一个问题,开拓思路,深究奥秘。

以后我就到南方工作了,直至80年代初才重见黄先生,那次我去清华大学看望他,他正好在清华大学泥沙研究中心开会,历经20多年的坎坷,显得苍老了,我一时倍感心酸语塞,好在先生非常开朗乐观,仍像以前一样热情健谈,当询及我近年工作时,我兴奋告诉他70年代我下放到贵州,参加了乌江渡水电站建设,这是在岩溶峡谷地区,地质十分复杂条件下建成当时国内最高的大坝(165m),并在泄洪消能、基础处理和总体布置方面均有创新突破,他听了十分欣慰,但同时又告诫我一个优秀工程师不但有能力设计好的枢纽工程,解决各种复杂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知道一条河流特性全面作出治理方略,还给我谈了三门峡教训,这使我进一步加深认识黄先生治学高明之处,能从高处全局和整体把握问题,尤其对大江大河,不能只见一坝一闸一时之功,而是首先整体治理策略要符合自然规律,客观实际。这也是黄先生关注长江、黄河和水资源这些大问题时的过人之处,故能为之付出毕生心血和沉重的代价,无怨无悔。

改革开放后,我还多次读到他寄赠的他的近作,论文和诗词,深感黄先生不仅是一位一心钻研治河的鸿儒,同时也是—位十分重感情,非常有文采的爱国诗人,他的诗词对国家、人民、同窗、学生情重意深,才情横溢。他的“治水吟草”自序,充分显示了他的气质,特别是赤子报国之心和耿直坚韧的秉性跃然于纸上,文如其人。他也十分喜欢赵朴初先生为“治水吟草”题的诗,真迹挂在书房里:“上善莫若水,而能为大灾。禹公钦饱学,不祗是诗才。”还挂着一幅金克木先生题赠的:“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叹息泥沙塞巨川。”看来先生是欣赏二位大师的认知的。

晚年黄先生既有心情舒畅一面,也有焦虑的一面。他曾多次外出讲学,也到长沙,内容主要是结合黄河、长江讲治河方略,黄先生时年已八十高龄且身患癌症,我们建议活动安排得稍轻松一点,也去看看楚湘文化、名胜古迹,他均婉拒了,一心在讲授他的治河之道,我数次请他稍事休息,请他坐着讲,他一直不理会,一口气站着讲了3个小时,似尚言犹未尽,精神之振奋,内容之精辟独到,令听者心醉,仰慕不止,我当时仿佛见到40年前黄先生授课时的神采,他完全忘却了高龄病重,我们也十分担心有损他的健康,会下师母告我“你是劝不住他的。”后来黄先生癌症多次转移,先后动了四次手术,这期间我去探望他多次,每次都见他伏案工作,泰然处之。他说“我现在仍每天工作6小时,也练练太极拳,并且还希望重返讲堂,将这—生学得东西交给年青人”。这期间见到登门探望他的学生时,特别兴奋,滔滔不绝谈论治水之道和三门峡的教训,尤其是对建三峡工程的忧虑,师母见他谈累了,劝他控制一下,他却天真得象孩子—样央求着“让我再谈十分钟’。等他停下话音时,时间又过去了半小时。

黄先生去世前我去见他时,人又消瘦了许多,病又重了,但他却关心我得病况,我在1999年也得肝癌,先生和师母多方关心为我介绍和寄赠药物,鼓励我战胜疾病。最使我难忘的,也是最后一次和我长谈中一番话:知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认知是最大的误国殃民。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这席深情的话,感人肺腑,既充满了赤子报国热忱,又深为一生奋斗的学识未能致用而感到隐痛,自知在世时间不会太长了,对治水决策,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不久黄 先生过完了90岁生日离开他眷恋的这片土地、江河和人民。我想先生留下的高尚品格,渊博学识将永远成为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财富,安息吧!一代良师!历史会记着这一切的!

[] 黄万里: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桥梁工程专业,后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博士。1938年回国从事水利工程工作。1950年回母校唐山工学院任土木工程系水利组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至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

资料来源:《校史资料选辑》第26辑(2004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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