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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忆恩师

发布人:吕冬    发布时间:2011年11月04日    阅读次数:1918

来源:《校史资料选辑》  作者:黄安基

 

——纪念 黄寿恒 教授逝世30周年

黄寿恒教授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高尚情操仍然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难以忘怀。 

我是1941年到贵州平越入学的。从一年级到二年级,黄教授教我们的微积分、常微分方程的最小二乘法课程。1949年我回到母校任教,在数学组工作3年,当时黄教授任组长,第一年我还是他的助教,得以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更多聆教机会。离开数学组到力学组后,遇到力学上的问题,也经常向黄教授请教,他总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指点。遇有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几天后他就会亲临我家中给以解答,使我感动不已。这也深深地教育了我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生。

讲极限长达一个月

黄教授在微积分讲课的开头大讲极限理论是出了名的。当时我们每学期一般上课16周,  微积分学每周6节课,其中星期六的一节由助教上辅导课。黄教授在第一学期的80节授课中讲函数极限竟达20节课以上,这确是异乎寻常的。学完微积分课以后回顾一下,才认识到函数的极限和函数的连续性是微积分学的最基本概念,而后者实际上也离不开前者。因此学好了极限的概念就等于有了微积分学的入门钥匙。

事隔几十年后,黄教授已经辞世,从其哲嗣黄棠教授处才得知,他之所以大讲极限还具有另一层深意。原来在当时的唐山交大,讲课全用英语,教材也是英文原著,这对于刚从中学进入本校的学生一时是难以适应的。而黄教授思维敏捷过人,说话要跟上思维只有提高速度,说话之快简直像“开机关枪”一样,这就更增加了同学们听讲的困难。

函数极限的概念要完全掌握对初学者来说是不容易的,但对于工科学生,即使掌握得不够深透,只要有一些初步了解,为后面的函数微分与积分作好准备也就可以了。而长达一个月的听英语讲课对于学生听讲能力的提高却是大有裨益的。

我是1940年参加统考考取本校的,发榜时正患伤寒病。当时对伤寒病没有特效药,一直持续高烧了3个星期,对身体影响很大,只好请求保留学籍一年。经过一年的养病生活,入学后才拿起书本就遇上铺天盖地的英语,其困难可想而知。第一个星期听课简直是“坐飞机”,只能听懂10%左右。所幸有黄教授的一个月“训练”,才使我得以逐渐适应,对以后的听讲就顺利多了。相信像我这样的学生(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为数不会少。黄教授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既为以后的讲课内容打基础,又为学生听英语讲课的能力作铺垫,其用心可谓良苦。而对于黄教授的这番苦心当时我们却都未能领会到,现在想来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独特的讲课方式

当时我们用的是英国人写的教材,黄教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在提出一个要讲的问题后即尽情发挥,遇有原书中不恰当处都一一指出,如:用辞不确切,条件不足或过多,甚或提出论据的先后次序不合乎逻辑等等。这些问题我自己一般都不能发现,听他指出后才恍然大悟。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教育我们要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书本,不要迷信洋人。黄教授的这种治学态度也对我们以后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教授讲课时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使我听得很入神,这可能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对着我讲课的时间相对多些,以致有的同学开玩笑说:“黄教授讲课好像是专讲给你一个人听的”。

黄教授在推导定理或演算例题时偶尔也会出现笔误,以致影响到后面的推算。这时他就说:“Wait a minute(请等一等),然后经过检查很快就找到问题之所在,即时纠正。

前些时听黄棠教授说起,才知道黄教授是不主张备课的,更没有讲稿,讲课时常常即兴发挥。他认为这样讲课才生动,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跟随他的思路,因为好像他自己也是重新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似的。

当然,这样做我想还是要有一定条件的。教师必须对所讲内容有透彻的了解,头脑清醒,思维特别敏捷,有熟练的驾驭问题能力,否则一旦出现问题,不能很快解决,“挂在黑板上”就不妙了。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则发生问题后指导学生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加以纠正,这未始不是一种教育学生的方法;同时还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加深印象。当然,这并非刻意追求的,黄教授讲课时发生这样的情况也不多见。

黄教授出的考题中总有些灵活的题,学生不容易做出来,因此不容易得到高分;但他扣分也不太严,考试不及格的也不算多。虽然如此,同学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对所讲内容不敢自认为都听懂了,掌握了。黄教授不主张搞“突然袭击”,其中测验总会在前一周宣布。他用英语宣布下周星期×将举行一次测验后,怕同学们没有留意,随即又用汉语重述一遍。这是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仅有的中国话,因此在同学中流传着一种笑话:“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黄教授说中国话”。这也多少反映出同学们怕考试的心情。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3年秋,黄寿恒教授出任学校总务主任,这在当时使我颇为惊讶。在我心目中,他是属于学者类型的,为何肯出来处理事务性的工作。

事后才得知,他是为了顾全大局才这样做的。原来当时的校长胡博渊辞职后学校一时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校中教师和校外校友们意欲请罗忠忱教授出任校长。罗教授原也不肯就,后来迫不得已才应允,但他提出要以有熟识可靠的人担任总务主任为条件,那时又难以找到可靠而又愿意担任此职的人。为了促成罗教授出任校长,黄教授才毅然决然出任总务主任。这说明黄教授由于热爱母校不惜作出自我牺牲,明知要冒一定风险而仍然义无反顾,这种精神是很令人钦佩的。

在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情况下,作为总务主任,要管好全校师生员工数百人的生活已非易事。而更意想不到的是,1944年冬日寇进犯我国西南部,从广西窜入贵州,国民党军队闻风溃逃,母校被迫搬迁。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对我们竟不闻不问。交通工具无法解决,师生们只好步行离开平越去四川。大家带不动的书籍杂物,学校慨然承担代运。这在当时的纷乱条件下谈何容易,黄教授作为总务主任,虽然责无旁贷,但他所感到的压力之大则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对于他这样的学者。

我自己当时也将一些书籍用品放在一藤篮内交由学校托运;而将自认为较重要的书籍用品由自己携带,结果不堪负担,不得不在贵阳至遵义途中无情抛弃了。而请学校代运的东西,早已认为一定丢失无疑,但却于后来完整无损地运到了璧山丁家坳新校址,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公家的东西,为此总务处员工固然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作为总务主任,黄教授运筹策划也是功不可没的。  

难忘教诲恩深

1949年我想回到母校工作,黄教授得知后欣然向学校提出,聘我为数学组助教。来校报到后,黄教授就对我说:“我要你来数学组,并非要你以后就一定搞数学工作,但无论你将来搞什么工作,先学一点数学总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我多方面学习数学方法,他安排我同时担任3位教授(包括他自己)1位副教授的助教,并嘱咐说:“你可以从听课中学习各位老师讲课的长处”。怕我负担太重,又说:“不一定每节课都听,你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去听”。还补充一句说:“我的课你就不必听了”。这固然是考虑到我做学生时已经亲聆过两年教益,也是出自他一贯的谦虚作风。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当时并无助教必须随班听课的规定,他这样安排是希望我能尽快地熟悉教学工作。

19507月,在我担任助教一年后,经黄教授提出,唐院校务委员会通过,提升我为讲师,上报北京中国交通大学总校。

本来我毕业后已工作5年,已合乎常规提升年限。但由于组内尚有一位助教较我早毕业一年于数学专业而因某种原因尚未得到提升,有论资排辈思想的人遂以此向总校提出不同意见,总校对我的提升因而压下来未批。

当时实行的是教师聘任制,每次聘任期为一年。期满后学校可以续聘可不续聘,自己也可以接受或不接受续聘。由于总校未批,发给我的仍是助教聘书。自己觉得这未免“有失面子”,就拒不接受,打算另找工作。此时黄教授正在上海休暑假,闻讯后迅即来信开导我说:“聘书名义未改,望勿在意。进一步看,吾辈生活于天地之间、国土之上,乃由人民供养而为人民服务耳。掌握正确观念,行为固有所指归,且人未我知,则不能责其以知己待吾矣。从事修养随时随地皆是机会,贤者能不失之”。信中仍要我准备开学后讲课。同时黄教授又致函总校力争,终获批准,改发给我讲师聘书。

开学后黄教授要我担任机车专修科、车辆专修科及电讯专修科共3个班的微积分学讲课和辅导工作。我自问工作还算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前两班合在一起上,对我讲课没有多大意见;但电讯专修科则意见很大,找到黄教授,要求撤换教师。当然,我第一次上讲台,肯定会存在一些缺点,不过他们反映如此强烈,也不排除有自认为专业的要求较高希望由教授来讲课的想法。

黄教授答复他们说:“这是我能给你们找的最好的教师,要换别的教师没有了”。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应他们系的要求在下学期又加授了常微分方程的一些内容。这时黄教授又故意问他们,是否还要求换教师,他们却回答说:“不换了!不换了!”直到这时,黄教授才告知我前后发生的情况。我想他未即时告诉我他们要求换教师之事,是在当时情况下怕我接受不了,失去工作信心。而他对学生的要求如此坚决拒绝,如非出于对我的高度信任也是不可能的。试想他如果同意学生的要求,将我撤换下来,则对我的打击将会很大,甚至以后也难以再登讲台了。他对青年教师如此关心爱护,实在令人感动。

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30年以后,在我自己做教研室工作时,也遇到有的青年老师初次上课,同学甚至其他教师对他讲课有意见,希望将他换下来的情况。对此我同样也持慎重态度,经过考察后认为他讲课问题不大,就没有同意。事后证明,这位青年教师还是能胜任的。实际上任何人都有一个成长过程,如果轻易地就加以撤换,是不利于青年教师的培养的。

1952年学习苏联经验,学校成立了各门课程的教研室,我转到理论力学教研室工作。正如黄教授当初所期望的那样,我在数学组工作的3年,为此后数十年中在一般力学领域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较好的数学基础。从黄教授的讲课风格中,从黄教授接物待人的风范中,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教诲恩深是我毕生难忘的。   

无尽的遗憾

黄教授从事教学工作40余年,对数学和力学问题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我记忆中,他所出的微积分试题中有不少颇具匠心的好题。可惜他一直未能加以整理写成教材或专著。

大约在1962年前后,当时的数理力学系党总支书记王同五同志曾对我说:“不知道黄寿恒教授是否有意要写书,我们又不便直接问他,怕他会感到有‘压力’(因那时黄教授还未退休,也没有教学或科研任务),你可以试探地问问他”。长时间来我也很为黄教授没有著作问世而惋惜,就对王书记说:“如果黄教授有意写书,我愿意做他的助手”。

 

我受命去到黄教授家中,不敢郑重其事地提出来,只好在交谈中随意地问一下。说到黄教授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积累了不少的心得体会,如能整理发表,那是十分宝贵的。并表示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愿意做一些抄写工作。黄教授考虑了一下,答说他当时身体不大好,有一定困难。如此我也不便再加劝说,只好回去向党总支复命。

黄教授晚年疾病缠身,不幸于1968年病逝。他数十年来的宝贵经验和特独见解,除曾在我校学报上发表过几篇论文外,未能系统地整理出来,传诸后世,这实在是莫大的损失,也为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无尽遗憾!

 资料来源:《校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98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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